北藝大文化資源學院與傳統藝術研究中心於去年 12 月 18 日共同舉辦講座，邀請到荷蘭亞洲研究中心主任 Philippe Peycam 博士擔任主講，他以「從吳哥遺址到澳門：界定透過文化為地方培力的全球策略 」為題，分享及介紹聯合國教科文組織(UNESCO)在吳哥遺址、柬埔寨網羅人才的情況，並試圖描述高棉研究中心和亞洲研究中心在柬埔寨、印尼、臺灣和澳門，地方與國際組織合作所形成「市民社會」的可能模型。
Peycam 主任提到，他在柬埔寨的十年中，必須建立起一個同時具有國際性研究基礎，又須具備地方公民培力的組織，但在柬埔寨這樣一個經歷長期內戰的地方，受過教育的知識份子不是死於戰亂就是流亡海外。因此，身為一個外國人進入柬埔寨，並要成立一個國際和地方合作的組織，所面臨最大的困難就是地方沒有足夠的人來參與這樣的過程。
他進一步說明，UNESCO 為政府組織，基本上反映的是政府的意志。以吳哥窟為例，它作為世界遺址的證明文件，乃由法文寫成；此外，柬埔寨國旗上有吳哥窟的剪影，是世界上唯一一面有考古遺址的國旗。
而 1990 年起，日本採取一個積極文化外交的策略，當時適逢美國退出 UNESCO，日本就以吳哥窟為跳板，捐了許多經費，以重建東南亞名聲。此外，也以此為前提，與法國及 UNESCO，共同成立國際和柬埔寨人共同參與管理吳哥的平台組織 ICC（International Coordinating Committee)。
其中，會議主席是以法、日大使作為代表，UNESCO的專家學者都是同一批人，和法、日兩國關係良好，另也包含法、日、中、印、泰等專家代表，而最外圍才是柬埔寨人；該會議以法語進行，偶而用英文，但從未用柬埔寨語進行。但嚴格來說，當地人民的參與及影響，十分有限。
而現今的法、日政府，也把柬埔寨的 ICC 模型視為國際遺址保存的成功典範，更把這樣的模型推到其他戰後國家中，例如伊拉克和阿富汗。
此外，由於吳哥遺址面積十分龐大，非一個團隊所能修復，所以 ICC 就同意各國團隊進入這片地方，到了當地就會發現有很多旗幟，以此來代表不同國家的功勞與表徵。
Peycam 主任認為，文化遺產充滿多面性，同時也充滿許多衝突，需要從不同角度去討論，因為「認同」是從不斷辯論的過程中演繹成型的。相對地，在不同的國家，也有不同的發展模式。